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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鑒定亂象:點穴鑒定 走穴專家

編輯: 大江收藏實習生     來源: 東方早報      2012-03-26 10:58

上海博物館用國寶級文物——五代耀州窯青釉碗,向接受“上海市文物經營專業技術水平認證”培訓的學員傳授文物鑒別知識。 魯海濤 早報資料

 上海博物館用國寶級文物——五代耀州窯青釉碗,向接受“上海市文物經營專業技術水平認證”培訓的學員傳授文物鑒別知識。 魯海濤 早報資料 

 文博系統體制內的文物專家替社會上做文物鑒定,既不是秘密,也頗受市場的歡迎。然而,隨著收藏熱的升溫,在文物市場上走穴的專家卻越來越不靠譜。從國家文物局接掌北京故宮(微博)博物院的單霽翔在上任后燒出的“第一把火”即是重提故宮專家“不收藏、不鑒定”的老規矩。舊話重提,是否真能規范當下的鑒定亂象?而文物與藝術品市場急需的規范化鑒定服務又該由誰來提供?

  韓少華 陳若茜 

  北京故宮博物院在2011年為“十重門”而左支右絀。當“紫禁城”里的人還在焦頭爛額地摸索與媒體打交道的技巧時,輿論則執拗地欲揭曉重重宮闈掩蓋著的種種潛規則。其中,故宮文物專家走穴的話題,因為與文物市場的密切關系,尤其為人關注。

  當故宮專家楊伯達面對“24億元人民幣的金縷玉衣”,當故宮專家周南泉見到“漢代玉凳”,看著這樣粗制濫造的“假古董”,或許他們的胸中一腔譏曬,張嘴卻冒出“好東西,沒見過”一類的場面話,留有活口的鑒定意見揮筆而就,名聲與情面的掙扎一念閃過時,自己的名字已經落款,手里則接過實實在在的金錢。彼時彼刻,當事人或許全然沒在意遞過錢的人將會把“故宮專家”的名頭從此與這件粗制濫造的神馬玩意兒牢牢捆綁起來,用這件已然化腐朽為神奇的物件兒去創造文物市場上的一個又一個價格神話。

  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接掌北京故宮博物院后,3月中旬即表示,故宮規定院內專家不得以故宮博物院的公務身份在社會上從事非公務文物鑒定活動以及與文物拍賣、文物市場等有關的藏品鑒定活動。

  “不收藏、不鑒定”堪稱是中國文博系統的行規,甚至在有些老先生的回憶中,這能追溯至周恩來時代,至今也確實依然約束著體制內的中國文博系統從業人員的行為。單霽翔這次并非提出新規,只是把舊話重提而已,然而,這是否真的能有效規范文物市場的鑒定亂象呢?當其他行業的專家跳進“市場的汪洋”,20年經營,游出一尊尊金身時,文博系統的專業人員該怎樣面對紅透天際的文物市場?身處體制內、以文物研究為本行的專家,該如何出手才能點中讓文物市場更成熟、更規范的穴位?

  走穴:鑒定圈的專家亂象

  近日有海外媒體報道:一枚清朝乾隆皇帝在18世紀末用過、遺失百余年并已流落至歐洲的3.4英寸長玉璽“重現江湖”,將定于今年5月17日連同其他中國藝術珍品在倫敦一家拍賣行拍賣,目前估價高達100萬英鎊。有些奇妙的是,該拍賣行中國藝術品部門主管言辭含糊,既沒有披露這枚玉璽現時主人的身份,也不愿透露主人如何取得這枚玉璽,卻聲稱玉璽主人自己并不清楚這件古物具有這么重要的歷史價值,且強調說:“我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的一位研究員見過面,他證實這枚玉璽是真的。”

  “故宮”的名號再次與拍賣活動聯系在一起,而且就是在單霽翔重提舊行規之后不久,因此格外引人關注。拍賣行給不出任何的相關信息,卻特別強調了故宮專家的意見,這無疑再次把“故宮”當作了“金字招牌”,盡管從字面信息上根本看不出該專家曾出具過任何正式的鑒定意見。從中可窺知,在中國的文物市場和國際中國文物市場上,流通中的文物如果能獲得來自體制內文博專家的評價無異于抬高了身價,如果能進一步獲得落筆成文的鑒定證書,更是相當于得到了一份特殊的背書。

  無獨有偶,位于上海市凱旋路的一家藝術收藏品展覽交易中心,于3月17日和3月18日舉辦了一場大型文物鑒定活動。他們請來了據稱近20位文物鑒定專家為收藏愛好者鑒寶,而被作為招牌用來宣傳攬客的,則是一位故宮研究員。當然,把自家的老物件兒送過去請專家掌眼是要收費的,入場費明碼標價100元。《東方早報(微博)·藝術評論》記者致電主辦方,被告知:“來的時候把東西帶好,購票入場,排隊等候鑒定。如果鑒定之后還想要開具鑒定證書,則需另交2000元。” 記者了解到,參與活動的故宮專家精于中國古代宮廷文玩,且不說到時候是不是能排到她的號,即使能有幸讓專家看到自己的東西,也未必會是她的專長。

  一些收藏界資深人士向《藝術評論》表示,類似這樣的具有商業性的鑒定活動,一般都要給專家出場費,“具體數額不一,但一般來說,讓他們這樣子忙活一天,得給5萬到10萬元。”

  從博物館斯文的深宮大院跑到塵土飛揚的高架橋邊上來,看遍百十來件“高古怪獸”、“皇上用過的痰盂”之后,或才能看到一兩件略有價值的文玩,看似自降身份,惟身價不降,一天的入賬或許頂得上一年的薪水。記者了解到,該專家早已退休,如此走穴似乎也并不違背“不收藏、不鑒定”的行規。

  事實上,涉及24億元金縷玉衣的史樹青、楊伯達兩位老先生,在為“金縷玉衣”掌眼時,也都是退休的身份,惟其 行狀尤其出格,才成其為丑聞。不止一位與楊伯達先生有過交往的文博系統內人士向記者贊揚過楊伯達的學識及其好脾氣,也有資深藏家說:“現在整個大環境下,人都難免隨波逐流。或許,就因為他學識高所以人家才非要請教他,也因為他脾氣好,所以不能拒絕從親友學生處輾轉傳來的邀約吧。”

  文物專家,因其一技之長,懷璧其罪,或許反而受鑒定之苦,這在已故的史樹青身上也是同理。《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曾從另一位上海老藏家處聽說其拜訪史樹青的故事,該藏家指著與他的合影對《藝術評論》記者說:“趁史樹青到上海來的時候,我請他看過東西,他也給我開了一份鑒定證書。史老先生人很好,但是他夫人愛錢。據說如果去北京找他看東西,要先通過他夫人,交了錢才能進去,而且,每天一旦收滿10萬元,就拒不接待了。”

  一位上海博物館退休玉器研究專家則向《藝術評論》嘆出了類似的苦經:“我平時都很少給人看東西,因為上博的管理一直比較嚴格,‘不收藏、不鑒定’的道理每個人都記得清清楚楚。但是人情債來了,想推也推不了,經常就有親戚受托來說給其單位同事看點兒東西的情況,實在推托不了,就只好去看了。不過,我是不收錢的,所以看到什么問題就直接說,頂多礙于對方的面子,把話說得稍微委婉一點兒。”

  “我覺得幫朋友看看東西,這個不算違規。收錢看東西或者收錢開鑒定證書,那才算是商業行為。”一位從事藝術品收藏咨詢業的人士對《藝術評論》說,“這方面,可以參考臺北故宮博物院,他們就明文禁止館內人員給人做鑒定,管理很嚴格,處罰也很嚴厲。其實上海博物館做得也不錯,基本上沒看到上海博物館的人在市場上做。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某幾位專家的鑒定證書則隨處可見,甚至有人在網上說‘基本等同于贗品證書’。”當然,文物鑒定,見仁見智,網友或抱一兩則孤例而故作驚人之語,然而,從中也確實能看到某些文物專家周旋應酬鑒定之忙。

  找穴:文物市場需要鑒定服務

  火了市場,忙了專家,這似乎是個不變的道理。據法國藝術品交易網站Artprice.com的初步統計,2011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交易額從賬面上看接近48億美元,不僅居世界各國之首,更是幾乎相當于英美兩國交易額的總和,且不管其中的水分有多少,文物進入了市場,就具有了商品的屬性,同任何商品一樣,都需要在認定其價值之后才好給它定價格。然而,同任何其他商品都不一樣的則是,文物市場上的東西的價值有多少,并不存在一個明確的標準能用來衡量。因此故,身處體制內的文博系統所屬的專家的意見,變得更為權威。

  事實上,在各大拍賣行的拍品背后和近來一系列文物贗品事件中,確實可見國有博物館和機構的文物專家的身影。即使專家們在參與鑒定活動時并沒有帶著公務身份,其業界權威的光環也自始至終閃耀著。

  “我是收藏近代書畫的,但很少找專家看。與其找他們,還不如找畫家的親屬。”滬上一位收藏世家子弟告訴《藝術評論》,“專家開的鑒定證書其實并沒有法律效應,那種東西更應該被視為一種類似名譽擔保的東西。看走眼了,只不過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并不會因此就要吃官司。”他覺得,玩收藏,首先要自己懂,他說,“我爺爺輩就開始收藏字畫了,其中奧妙,我在家就耳濡目染。我大學又學的是畫論,畢業之后還去法國學藝術史。因此,字畫上面,我對自己的眼光很自信。博物館里的專家,他們看到的東西或許反而比收藏圈里的人更少些,天天拿著真品做學術研究,未必擅長分辨贗品。”

  收藏畢竟是一件十分個人化的事情,自己看準了,收好了,或許這樣就夠了。但是,藏品進入市場,就必然衍生出一場場人與人打的交道。帶著熱錢紛紛涌入藝術品市場的投機者,他們本身就對手頭的東西不甚了了,光憑他們自己一張嘴又怎能證明東西的好壞和真偽?更何況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人之天性,花2000元買一張有專家簽名的證書,能讓藏品多賣出2萬元來,這正符合對文物和藝術品所知甚少卻又渴望火中取栗的市場投機者的心態。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文物研究也拓展出更多的手段。用機器檢測文物的成分或測定文物的年代,這種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于考古學術研究中。這種學術研究方法,也被一部分人挪用到市場中,變成一種標準的制造。去年《東方早報》曾報道杭州某民辦鑒定機構利用一臺光譜儀給瓷器做成分檢測,每件器物支付800元人民幣就可開具鑒定證書,可笑的是,只要客戶掏錢,哪怕是地攤上搜羅來的仿制品也能被鑒定成古代瓷器。在類似事件中,機器并沒犯錯,錯在用機器的人。如此專家,算不上文物專家,或許是其他領域的專家業余愛好收藏,但是利用其體制內的頭銜的光環和一部分人對技術的迷信,也攪亂了整個文物市場。該事件曝光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專家表示,目前官方文物鑒定機構一般只鑒定出土文物、司法文物等,不對社會開放。

  英國國家文物藝術品保護協會司庫查爾斯·賀維在上海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表示,英國文保領域專家并不涉足任何商業領域的鑒定和文保工作,“我此前曾負責曼徹斯特博物館文保方面的工作,那時候也會給一些僅僅依靠志愿者運營的小型博物館做咨詢,指導他們在文物保存和保護方面的工作,但僅限于此,并不會為市場提供服務。”事實上,在很多國家,大部分的博物館都非國有,然而卻存在一種行業準則在規范其博物館工作人員的行為,更有一些博物館有明確的處罰規定,一旦涉及商業行為,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與行業內嚴厲的處罰相對的,則是國外藝術品市場中活躍著的大量的有眼力且重視商業信譽的藝術品交易商。藝術品造假古已有之,在國外也很常見,然而市場對此起到一個無形的調節作用。從事藝術品咨詢工作的朱先生告訴《藝術評論》:“在國外的話,正經的商家不愿意經手贗品,因為那是割肉自啖的行為,會毀掉信譽。其實,對于國內的市場,我覺得也應該如此效法。一方面就徹底禁止體制內的專家涉足藝術品市場,因為本來他們開具的鑒定證書也不具有法律效應,根本都不用為此承擔什么責任;另一方面在市場上則遵循市場規律,大家都別太依賴專家,各自憑眼力來賺錢,看對了或看走眼直接影響自己的錢包。”

  死穴:專家怎樣變得靠譜

  專家忙了,市場亂了。因為當下的體制所誕生的專家往往學有專長,精通某一個領域,卻不一定龐雜。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輝即認為:“在文物鑒定行業內有一個底線,即不對文物的價格做認定。鑒定的范疇一般包括真偽、時代,有的文物如書畫還涉及作者,是否具有歷史的、科學的、藝術的價值及其價值的高低,而這些都屬于學術問題,都是可以拿來討論的,唯有金錢價格是學者不該也無法參與意見的。專家學者的本分要求我們只做學術探討,不做定價、估價,否則就超出了學術的范疇。”

  北京鼻煙壺藏家羅嘉告訴《東方早報·藝術評論》:“我跟故宮的很多專家有過接觸,我不知道的知識點,我會請教一些專家,也包括故宮的專家,我知道他們很少有出來走穴的。我有不懂的問題經常會打電話去問,或者請他們幫忙掌眼,這個跟走穴不一樣,他們不開鑒定證書,從來也沒見他們收過錢。然而,從整個文物領域來看,應該存在兩類同樣可靠的專家。第一是文博系統內的專家,第二是市場化的專家。出土文物和館藏文物需要文博系統內的專家來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同樣也會對市場起到影響,但是他們不參與市場。但是,以故宮為例,他們的專家從來沒有買賣過東西,因此也無法估量某一件文物的市場價值,所以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市場化的專家,他們要既能鑒定真偽,又能斷定價格,還要能預測市場未來的價格,把一個東西幾年內浮動值的價格都說出來。”按照這樣的觀點,市場化專家與文博系統內專家現在所從事的根本就是兩碼事。羅嘉說:“不是說成立一個權威鑒定機構,聘請故宮的專家或把這些退休的故宮專家圈起來做鑒定就能滿足市場的需要的。比方說,我曾經問一些故宮專家,這些東西它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樣的,它是做什么用的,他們會給我講出來,我問他們值多少錢,他們卻還沒我明白啊,因為他一輩子都沒有買過文物。”

  礙于情面,話說三分,是古玩行古已有之的老習慣了,但這些遇到贗品給面子的話,往往卻會讓入行不深的藏家誤會,以為那就是權威專家對藏品給出的褒美。一位浸淫文物市場多年的前輩曾點撥過記者:“大家都是混江湖的,往往不愿意把話說絕。看到東西不對,往往會說‘好東西啊,從來沒見過’這種話,這時候內行人已然心知肚明了。相對的,看到好東西,往往話不多,心里想的倒是怎樣找出毛病好壓壓價格把東西收過來。”當方家冒出“從來沒見過”這句話時,其實更多的是譏諷,然而,敝帚自珍的心態人皆難免,因此常常惹人誤會,以為自己確實覓得了亙古未見的寶貝。收藏書畫的朱大成告訴記者:“還有一句話是‘好東西,你自己收好哦’,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指贗品,別拿出去了,即使拿出去也賣不動了。而出具的鑒定證書也是這個道理,如果覺得是真的,那么就直接寫意見,如果覺得是假的也不會直接說,而是寫一堆不著邊際的話,甚至提首詩上去。比方說,若遇到徐悲鴻的偽作,而專家又不得不落筆寫鑒定意見,那么他或許會寫落款為‘徐悲鴻’,接著寫一長段徐悲鴻的生平和藝術特點。”內行人心知肚明的套話,聽在外行人耳中全然不是一回事,專家則有所隱匿,而急于介入藝術品市場的人則因此越來越覺得專家不靠譜了。

  說點兒留面子的話,其實是古玩行當的老規矩了。清朝畫家惲壽平的《記秋山圖始末》的故事,故事臨近尾聲時,王翚和王時敏先后來到主人家觀摩《秋山圖》,倆人都忍不住露出失望的神態,讓主人很不高興,幸虧最后一個到的王鑒善于察言觀色,不住口地稱贊,才給主人留住了面子,賓主皆歡。而藝術投資顧問石建邦曾撰文《最是鑒定不自由》轉述一位故宮專家的話說:“碰到假貨千萬不能說真話。原因很多,最怕的是斷人財路,有時則是人命關天。”而他更是聽說過專家直言不諱說假導致主人當席腦溢血倒地的事件。他說:“因為生意關系、情面關系、領導關系、送禮關系甚至黑惡勢力等種種亂七八糟關系使得鑒定根本偏離了學術探討的初衷。說白了,在這個虛偽的圈子里根本不要你說真話,你若隨便吭聲,那是不識抬舉,是不和諧,就像說‘這個孩子是要死的’一樣犯忌。”

  而文物鑒定的特點看似也頗為適合運用這種明哲保身的策略。因為,文物鑒定不是司法刑偵,或許在小說家眼里它們有些許共通之處,一方面都要捕捉蛛絲馬跡的痕跡,另一方面都需要豐富的知識積累與實戰經驗。但是,文物鑒定很難一錘定音,誰都能有說法。尤其是當考古學在中國發展近百年,大量的考古出土物不斷推動文物研究的新觀點,之前說對,現在說不對,或者之前覺得是贗品,現在看起來倒是被埋沒的真品的情況一直在發生。就因為不存在絕對正確的標準答案,介入文物市場的專家們巧用其機鋒,連相對正確的答案都不敢給出,因此,市場在一片模棱兩可的鑒定意見中越來越火,也越來越亂。

  點穴:誰來提供規范化的服務

  日益紅火的文物市場將需要越來越多的鑒定服務,而隨著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博系統內的專家也將有更多的本職工作要做。面對文化事業與文物市場這兩個領域同時發展,同一批專家顯然既不能滿足需求,也會越來越模糊非營利社會公共文化機構與商業機構之間的界限。

  鑒于此,《中國文物黑皮書》作者吳樹認為:“聲譽很高的專家們,的確要潔身自愛,珍惜社會榮譽和威望。目前文物鑒定方面,制假、低科技鑒定、無科技鑒定,勢必會造成一些眼誤,這個是無法避免的,撇開道德品行問題,也會存在失誤,由于這兩個原因,暫時重申一下原來的制度規定,先把專家們圈起來,也有它的好處。這是第一個觀點,圈起來也是一個很被動消極的措施,它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措施,中國現在的鑒定亂象,有幾千萬上億的收藏大軍,鑒定是造成市場亂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鑒定無方、鑒定不準確是亂象叢生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是需要有道德的、品行好的、有實戰經驗的專家來為收藏者服務。市場有缺口,有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民間的專家不行,并不是說民間專家不行,但是其公信力有限,畢竟很多時候師出無名,造成很無序的、沒有很嚴肅的規章制度約束的局面。而且,民間的鑒定機構、鑒定專家同樣也會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只不過因為他們名氣小,社會關注度也小,出了事沒有引起轟炸式的報道而已。基于這一點,我認為禁止專家走穴,當然是應對去年一系列事故的積極措施,從短期看這樣是積極的,但是從長期看這樣是消極的,其實是適應不了市場需要的。”

  南京書畫鑒定家張蔚星表示:“在市場經濟中,知識的儲備必然會變成市場的效益,這是經濟規律。一方面社會對鑒定的需要可謂嗷嗷待哺,一方面故宮要把專家圈養起來,不為提高全社會鑒定水平服務,這不合理。”他認為,要解決問題,故宮應該“關上后門,打開前門”,在禁止專家亂開證書亂鑒定的同時,把鑒定資源向全社會開放,接受預約和咨詢,為社會開展鑒定服務。這并不是什么新做法,臺北故宮幾十年來一直在這樣做,并且堅持免費服務。

  吳樹則告訴《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從國外來講,像英國大英博物館,就設有一個博物館接待日,當天提供免費給藏家鑒定藏品的服務。但是中國有這么多的收藏者,如果我們的博物館開放日也給藏家免費鑒定,那中國有這么多的藏家,隊伍不知道要排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建議在鑒定方面主要是建制。目前我們國家缺乏完整的鑒定體系,沒有完整的鑒定機制,沒有向社會開放的、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也沒有完整的鑒定標準,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就會亂,我覺得可以先由有關部門出面,建立具有公信力的鑒定機構,我們目前的鑒定機構是從國家到省到市,有三級文物鑒定委員會或者是鑒定小組,其分別擔負了一級文物、二級文物、三級文物的鑒定工作,但這只是對博物館、對國家這一部分,不對民間的,是不是可以采取國家與民間這種機構相結合的辦法,比如說民間機構太多了,國家就進行整治,梳理一下,提高準入門檻,對民間鑒定單位的鑒定專家進行一些實戰和理論的考核。再有就是建立一些管理制度,比方說,把那些因為利益關系而故意把假的說成真的,或者把真的說成假的以及舞弊的這樣一些鑒定機構,該撤銷的撤銷,該懲罰的懲罰,與此同時,也要把機構和民間專家管理起來。機構或許應該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現有的一些專家,既有理論經驗,又有實戰經驗,還有一部分是采取考核考試,甚至是打擂臺的方法去社會上篩選真正有真才實學、實戰經驗的專家來充實由政府成立的仲裁機構,在這樣的機構里,專家們的鑒定是不按照藏品真偽或者它的價值去收取鑒定費用的,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應該包括鑒定。他們鑒定一件東西,不管真偽,就是固定地收取一定的費用,也不負責開具鑒定證書,也不存在幾千甚至幾萬元的好處費。把專家和藏品的真偽與送檢的收藏者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割斷,如此一來,現在‘開具鑒定為真的鑒定證書之后,拿到的辛苦費就多些’這樣的情況就會較少發生。隨后,再加強科技鑒定實驗,加大投入,對各類文物鑒定采取科技的方法,逐步積累數據庫。或許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時間,去逐步完善各個行當的鑒定標準,這個市場才能慢慢地清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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